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了清官政治，这种习惯，如今也被带到了商业领域。
在网络上看到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一个民妇泪如雨下，仰天嚎啕地跪在贫瘠的乡间土路上。双手高高地举着一张对开的白纸，上面书着一个墨迹未干的冤字，这斗大的冤字下面，有一行同样醒目的大字清官大老爷.民妇的对面，停着一辆锃光瓦亮的黑色大众汽车，两个凶神恶煞的，穿着灰色西装的壮年人，正推开车门，气势汹汹地下来，那锃亮的皮鞋，在黄土地上踏出了一蓬黄烟。夕阳斜照，远山被蒙上了一层泣血的红晕……
在中国，清官情结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而清官却百年不出一例。但是，中国人仍在执著期盼，在每一个芝麻官身上，寻找清官的蛛丝马迹，上演着一出出悲剧、闹剧和笑剧。
企业也是一样，当初张海入主健力宝，也曾被当地政府、企业员工以为是神人天降，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资本运作高手，有着活佛神秘头衔的大老板，一定能带着健力宝翻云覆雨，一起重振辉煌。结果三年后，张海确实是翻云覆雨的高手，可惜，健力宝并没有能够重振辉煌。
赵勇能否带着长虹走出困境，重塑辉煌？也还是个清官问题。赵勇有本事？有能力？有魄力？有回天之力？有翻山倒海之能？不得而知。但人们在他身上寄予的厚望，却沉重异常。但我相信长虹的未来会比健力宝好的多，倒不是因为看好赵勇，而是我了解，长虹的企业制度，远比健力宝好一些，决策制衡机制，也比健力宝更平衡，而赵勇上台以来，一直在不断分权，赋予基层更多的决策自由。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扩大企业智慧的发展空间。因此，长虹有可能做得更好，但成绩绝不仅仅归功于赵勇。
美国通用集团总裁，被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CEO，但杰克。韦尔奇并不是GE的清官.
在《杰克·韦尔奇自传》中，杰克·韦尔奇坦言，没有GE的企业制度和CEO选拔程序，他也许早就被GE淘汰出局了，如果没有GE的董事会和他的前任CEO雷吉，他也创造不了GE和他自己的辉煌。同时，杰克·韦尔奇也坦诚承认，自己在GE的经营过程中，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幸运的是，GE强大的制度体系，保证了这些错误能够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将损失降至最低。作为一部自传体作品，我们可以想象，在杰克·韦尔奇的自述中，绝大多数的结论，是站在其自身的角度上得出的，也就是说，杰克·韦尔奇不是神，更不可能像神一样公正的评价自己的成绩与失败，杰克·韦尔奇在带领GE走向辉煌的道路上，与GE一起走过的弯路肯定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因此杰克·韦尔奇的伟大，源于GE的伟大企业治理制度，如果没有GE的制度保证，杰克·韦尔奇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杰克。韦尔奇。
中国企业，就是在这样一个制度层面的缺失下，无奈地将希望寄托于能人，寄托于一个有本事、有才能的企业领袖身上。但可惜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企业发展壮大起来的虽然不少，但是能成功地进行领导人交接，并使企业保持持续发展的的确还没有真正成功的案例。客观来说，中国的企业发展时间还短暂，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检验我们的企业能否做到基业常青.从我的主观角度出发，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微乎其微，因为从根本上我们将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搞颠倒了，我们仍旧以为是人在这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事实上起作用的，是制度。
良好的企业制度才能够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我们在引进西方管理理论的时候，恰恰把这最关键的因素屏除在外，而太多的关注了手段。
河北大午集团的原董事长孙大午，日前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名片上的头衔有了变化，了解后才知道，孙大午如今已经辞去集团董事长的职务，改任监事长。大午集团正在进行着一场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制度改革，将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全面分离，形成三权分立的局面——他和他的妻子刘惠茹拥有企业的产权，由他们的后代来继承产权。而主要由家族成员组成的监事会，则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监事会无权决策，也没有任免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由企业内部人员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董事会，行使企业的投资等决策权，但无权干涉经营；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则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行使经营权；同时，由监事会、理事会和董事会共同制定出一部企业内部的宪法，以确定和保证实施企业的这些规则。
孙大午给这个区别于传统的家族式企业和外来的股份制模式的第三种模式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君主立宪制.
我们无法预测孙大午的改革能否成功，也不能确定大午集团的未来能够风平浪静，节节高升，因为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这其间的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但是，我们相信这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最少，大午集团已经开始意识到，必需摆脱人的因素，靠制度的完善来保证公司未来的持续运营。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也许并不是成熟和完善的产品，但至少比更加不可确定的人的因素来说，平衡和稳定很多。
但是，大午集团并非从此高枕无忧，其中的隐患也是很多，特别是在所有权集中于孙大午夫妇一身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监事会不会凌驾于董事会和理事会之上，或者在后孙大午时代，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