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民族主义以及强调自由市场的国际贸易这两者之间，我们需要维持一种恰当的平衡。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作为中国公司迄今最大的海外并购案，一直牵动着人们的视线，但经过半年多的曲折，最终以中海油自动撤销收购而草草收场。
有论者分析：这一曲折的并购案预示中国能源巨头争夺国际生存空间的艰难，尤其是在其负担的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与自身市场运作密不可分的背景下；国际能源市场天然是个巨人的游戏场，并与国际政治角力浑然天成、难以分离，幻想排除政治干扰、仅依靠企业自身实力对决，只能是纸上谈兵。
更多的评论则指出，这期间，乍看之下似乎纯粹是围绕“经济交易”事件所发生的风雨，已经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投下诸多不确定因素，也彰显了美国国内因为中国崛起而引起的保护主义和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回潮。
实际上，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原本可以成为一宗很美好的商业交易，但这一收购计划在美国政客们短视的政治意图和对中国的偏见下，最终被扼杀。一波又一波的美国政治势力呼吁美国政府禁止这笔交易：6月30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禁止美国政府批准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申请，另一项是要求政府立即对这一收购所带来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审议；7月25日，当情况显示优尼科董事会倾向于接受中海油的优越报价时，美国国会又节外生枝，通过法案直接把美国政府对审查的评估延后了多达141天，使得中海油的收购计划失去时间上的可行性和商业意义。
笔者认为这一事件颇值得国内舆论深思，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的很多论者不断发出高论，强调要克制中国“正在升温的民族主义”，仿佛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已失去理性、走向了危险的极端边缘。即便我们承认这种论调有相当的针对性，但这类“棍子”不应该只打在一家头上，最近不断爆发的种种贸易冲突应该让人们睁开眼睛看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一直“高烧”不退，更值得痛加针砭。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目前流行的主流观念，如全球自由市场、国际贸易规则等等，同时也应该认真深入地分析现代民族主义的力量。美国波士顿大学专门研究民族主义的资深学者格林菲尔德，在其2001年的新著中就特别强调，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更多的正面关联。她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尤其美国的历史分析表明：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关系尤深，“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因素”！
另一方面，英国保守派学人约翰。格雷在1998年就指出，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强势的政治经济实体，正大力向全世界推销它的全套市场社会观念；美国新保守思想更鼓吹单一全球市场的计划是当今美国的世界使命，这种市场乌托邦主义成功地盗用了一个美国信仰：美国是绝无仅有的国家，它是普世文明的模式，所有社会注定要效法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右派在美国舆论中获得优势的战略，就是把美国制度和自由市场等同起来。但实际上，“美国历史很难为这种大胆等同找到根据，美国政府对经济生活从来没有遵守过不干预的规则，它恰恰是在高关税的围墙后面繁荣起来的。要把美国说成是在历史上具有最小政府的国家，需要大胆想象才做得到。……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最有效手段，这个说教几乎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沾边。世界上崛起的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现代化并不意味着采用美国式的自由市场，而是意味着国家持续的、大规模的干预。”易言之，美国极右派的政客通过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办法，为其自身谋求着最大的利益。
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刻意保护乃是美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其恶性的极端见于1930年，当时的美国国会通过恶名昭著的《斯穆特－郝利关税法》，建立了平均进口税高达53％的税率结构。该法案引发了世界级的贸易战，直接恶化了已经开始萧条的世界经济，并且间接促成了1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各国认识到自由贸易对推动世界和平有着重大作用。此后的许多年里，美国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最主要的推动者和维护者。二战之后到1990年代，美国的贸易政策虽然时有保护主义的例子，但并未偏离自由贸易的轨道。但是近些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布什政府在2001年单方面决定采取的紧急保障措施将钢铁产品关税升至30％（后来被世界贸易组织两审判定为违反国际贸易法），是近年来对自由贸易伤害最大的事件。而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一案似可表明，美国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正不断升温，走向恶性的边缘，值得全世界警惕。
简言之，在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民族主义以及强调自由市场的国际贸易这两者之间，我们需要维持一种恰当的平衡，一方面批判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狭隘而极端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应反省我们过于理想的市场和自由贸易之梦，建立起温和且理性的民族主义观念，同时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发展道路——如约翰。格雷所言，晚近各个国家的发展不能简单套用自由市场的逻辑来解释，他特别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市场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