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岗位负责还是为老板负责，有时候这二者是统一的，但有时候却有微妙的区别。
如果我们略去电视剧《潜伏》中国共斗争的背景，你基本上可以在军统天津站几位高管的明争暗斗中看到自己办公室的些许影子。
站长吴敬中，在上面有根基沟通顺畅，在下面有威信知人善任，遇到大事沉得住气，体恤下属不推脱责任，刚柔相济，有人情味，除了贪财，基本算个不错的领导。情报处长陆桥山有靠山、有资历，对业务漠不关心，对官位百折不挠，心急之下屡出败招，自断前程。前行动队长马奎，野心有余，智力不足，心高气傲，竟然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犯上作乱，最终命丧黄泉。至于主人公余则成，虽然洞悉人性弱点，明察职场秋毫，但因为有信仰、有使命，只能当作同志，不能看作同事，和其他人不具可比性。
我特别想说的是李涯这个人。李涯在延安做卧底败露，进入军统天津站，基本相当于职场能人跳槽来到新公司。虽然是上面挖来委以重任的角色，但他的到来打乱了原来的利益格局，威胁到了其他同事对升职的心理预期，即使他能够得到老板的信任和充分的授权，但来自同僚的敌意必然让他的工作环境异常的复杂。
如何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站得住脚，李涯采用了他认为最简单有效的做法——让业绩说话，这是主流社会最拿得上台面的价值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爱岗敬业努力工作总是老师教育学生、家长培养孩子、领导激励员工的不二法宝。其实所有价值观的教育都是理想教育而非现实教育，所有的成长都是每个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通过实践寻找平衡的过程。
李涯相信自己的才能，相信他总会用自己的业绩证明一切，但别人不给他这个机会，入职两年，一事无成，面对同事的敌意，领导的不理解，备受挫折的李涯坐在办公桌前潸然泪下。那个长镜头，让无数在职场拼杀而又总是郁郁不得志的才子们感同身受，想起过去的蹉跎岁月如何能够释怀。
忠于组织，才干卓著，廉洁奉公，睡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业余爱好，在任何一个组织中，李涯们都是最理想的员工，但却并不都是每一位领导理想的下属。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那些担当领导职务的人大多是因为他们能够给组织带来更多的价值，而不是比其他人更忠实于组织。遇到吴敬中这样的领导是李涯的不幸，他们对员工的评价在于能够给自己而非组织的价值。余则成却洞悉这个职场潜规则，自然会成为领导的心腹。而李涯这样的员工虽然可以成为骨干，但永远不能成为心腹。骨干的意思是，在工作中你会得到充分的授权，承担巨大的责任，但在分享成果的时候常常被忽略。
骨干不能成为心腹来自于他们的价值优越感。由于自身价值的不可替代性，他们拥有不同于普通员工的心理特征及行为模式。他们的价值信条是为岗位负责而不是为老板负责。在一家小作坊或者几十人的小公司里，这两者往往是合一的，而在一家有多个管理层级的大型组织里，二者之间却有微妙的差异，李涯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把党国和站长混为一谈。
在一个管理上有问题的组织中，人们最好的趋利避害方法就是以老板为中心。而如李涯那些试图坚持原则，把组织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骨干员工们往往不能得到领导的赏识，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挤，只落得在无人的角落暗自垂泪。
有人批判李涯的虚伪，否定他工作动机的正当性，并试图推导出李涯与一切反动派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李涯真的不是吴敬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都是小人物，没办法改变时局，但可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管理学家德鲁克说：“组织需要个人为其做出所需要的贡献，个人需要把组织当成自己实现人生目标的工具。他要求能够通过工作在职位上发挥所长建立自己的地位；他要求企业履行社会对个人的承诺，通过升迁机会实现社会正义。”这段话可以非常好地解释李涯为什么在那样一个依靠潜规则运行的组织里也不放弃努力工作。李涯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现在所服务的组织已经不能够实现他简单的人生目标。
剧中把情报工作做成买卖的谢若琳说：“以后仗打完了，就不说什么主义了，只说钱。”无数人的行为验证了谢若琳预言的准确性，但有更多的人发现，钱并不能回答他们对自身价值的所有思考和追求。其实，谢若琳那样的纯粹境界也不是谁都可以达到的，在任何社会人们都会有金钱之外的追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李涯的影子，现在不一定为“主义”而奋斗，但总要为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个交代。
混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组织里，再碰上一个心中只有私利的老板，除非你放下身段，从骨干混成心腹，你所得到的所有正向的人生观教育，所学到的所有管理学的原理都成为你事业发展的羁绊。你唯一能做的是逃离。和平年代的最大好处是，你有充分的选择权，而不必像李涯，在无尽的悲凉中等待毁灭。
